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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“邓陈”指的就是邓公和陈云。
昨天是陈云同志的逝世纪念日，他是在1995年的4月10号离开的，距今已经过去28年。
我昨天刷到这个信息，就想到一个问题。邓陈两位是仅有的横跨一二两代的领导人，有着长期共事的经历，曾携手推动历史的进程。他们都很长寿，都活到了1990年代。
那么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呢？
01
要考证这类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翻阅领导人的生平年谱。
这个我就熟得很呐！
邓陈的年谱都已经出齐。这是最好的，因为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对照。
我想当然地从后往前翻。可是，从90年代中一直翻到80年代末，才找到一条他们身处同一场合的记录。
那是在1989年的10月1日晚上，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庆祝建国40周年的联欢晚会，邓陈都有出席。
年谱显示，那天晚上有不少外宾也上了城楼。鲜少出席外事活动的陈云，和原苏中友协的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说了话；而邓公，则和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聊了天。
年谱上没提到邓陈两位，相互间有什么交流。
这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吗？
如果仅从时空上说，在后来的时间，他们是完全有条件碰面的。
最合适的地方，就是上海。
在往期的文章里提到过，晚年的小平爱到上海过春节，从1988年至1994年的春节，他都是在那里度过的。
陈云也爱江浙沪。
上海的青浦就是他的家乡。他曾多年习惯在杭州休养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从1990年的10月起，他将休养地点改到上海。每年“十一”前后，他就到沪过冬，一般在来年的四五月间才返回北京。
两位元老春节都在沪，那么上海的负责同志过年就比较繁忙了。
以1993年春节为例，当年1月20日，上海的吴同志和黄同志专程前往驻地，向陈云拜年；1月22日，他们又陪邓公度过了除夕。
这些都是年谱上提到的。
不过，两套年谱确实都没提到，两位老人在这期间见过面。
所以，我们基本可以认定，邓陈两位在进入1990年代后，就没有再见过面了。
这或多或少算个遗憾。
02
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，像有的海外学者认为的，他们两位有分歧、合不来呢？
如果从个性上说，小平和陈云确实很不一样：前者敢作敢为、干脆利索；后者深思熟虑、严谨稳重。
可是你要说他们合不来，这不是事实。
有一个事情就很说明问题。邓公这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话就不多，更鲜少开人玩笑。可他至少开过陈云两次玩笑。
一次是在年轻时。1938年，陈云与于若木结婚。他们的缘分，是因为陈云劳累工作导致常流鼻血，组织就派若木同志来做看护工作，两人因此产生感情。小平从前线回来闻得喜讯，便借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合的典故，赋打油诗一首：
千里姻缘一线牵，鼻痛带来美姻缘，中山政策女秘书，先生路线看护员。
另一次是在四十年后。陈云开会总习惯提着一个塑料文件袋。有一天，他在走廊上碰到了小平。小平打趣他：老兄，你出门总是不忘带上你这个能买菜的袋子。陈云颇为得意地说：
我这个袋子既能装菜，也能装米。
众所周知，陈云擅长理财。他说的这个“米”，不知是不是有点今天网上说的“钱”的意思。
在不了解陈云历史的时候会令人感觉到，这位元老不显山、不露水，常年在养病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崇高的威望呢？
包括小平也是相当倚重他的，很多事情都要主动征求他的意见。
譬如，在1979年的6月，小平收到“荣老板”荣毅仁的一封信。信中提出，不应给合资企业设置外国投资不超过49%的限制。小平阅过后，又专门将信送给陈云看。要说陈云还是更熟悉经济工作，当即就批示：
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，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，我们总有办法对付。
这样的案例我还看到一个。
也是在1970年代末，东南亚某国气焰嚣张，邓公考虑要自卫反击。要知道，他在军事和外交上的经验很丰富了，可拍板之前他依然专门请陈云“从多方面考虑利弊得失”。
对一位主帅来说，帐中有位深谋远虑的高人，在决策前能问上一句，是难能可贵的事。
03
邓陈之间也不是没有分歧。
举个例子，他们对待外国借款的态度。
1978年，小平听取了谷牧同志出访欧洲国家的汇报后，感到国内外的差距巨大，或许是产生了紧迫感，就说：
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，要抓紧时间。
陈云有他的一套经济学。他认为，“对外债要分析，真正的自由外汇很少；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，只要国际关系不出大变化，这个有利条件不会失掉”。因此，不用过分着急。
小平一贯号称“钢铁公司”的，这里竟然让了一步。他后来说：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，我赞成这个意见。
他们之间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分歧，是关于经济特区的。
陈云支持最早的深圳等四个地方试办经济特区，但也特别提到“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”，原因是“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，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”。
相反，小平在办特区的问题上比较积极。在进入90年代之后，他还特别懊悔地说：“我的一个大失误，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。”
不过，后来陈云靠拢了小平的观点。
1992年4月，当上海的同志看望他时，他主动提到：“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、开放浦东的态度吗？我非常赞成开发、开放浦东。”
那天，他还赠送给他们自己亲笔书写的条幅：
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凤声。
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，表达了对年轻一代的赞许。
可以看出，邓陈的分歧其实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，他们都不想走回头路，只是邓公总希望步子大一点；陈云就希望能走得更稳一点。
傅高义教授认为，他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成功。
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吧：一辆车既要有油门，也要有刹车。
04
通过上面的这些史实，你也可以发现，邓陈有他们沟通的模式。
他们要么通过书面，要么通过中间人。这些中间人有好几位，薄老就是其中之一。比如，他纪念陈云的文章里证实，“我还担负一些他与小平同志思想联络的工作”。
对，叫“思想联络”。
邓陈不常见面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具体的原因：两位老人都有些耳背，据考证，他们都是右耳听力不好。
这怎么聊天？
当他们真的需要见面时，那就是要议大事了。
譬如在1986年10月30日，叶剑英元帅追悼会的第二天，邓、陈、李，相聚在陈云住所，关起门来有过一次长谈。那时，包括他们在内的许多老革命家，都已年过（近）八旬，这就涉及到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了。
这次长谈在邓陈的年谱中，都有记载，只是着墨不多。另据陈云警卫员赵天录回忆，谈话途中他被电铃召唤，刚打开门，便见三位老人都高声冲他说：
烟，拿烟。
三位老人里，只有邓公抽烟。那次谈完后，警卫员注意到烟灰缸里留下了六个烟头。
可以想见，这是一次非常沉浸式谈话。在这次谈话中，三位老人商定了“退下来”的计划。
这样的谈话后来还有一次。那是1989年的5月20日，是陈云来到邓公的住所。这次参加的人要多一些。在这次会上，确立了“继往开来的领路人”。
后来，我看到陈云的秘书朱佳木，在他的文章中写道：在邓陈的合力推动下，中国共产党比较好地解决了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新老交替制度化的问题，使党保持了生机与活力。
05
那么，当历史的进程来到1990年代，接班人已经“卓有成效”地开展了工作。邓陈不止一次称赞新一代干得好。
他们还需要见面谈什么重大事项呢？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根据邓年谱记载，1993年，89岁的邓小平对孙辈说了一句话：
对中国的责任，我已经交卷了。
陈云倒没说这句话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邓陈是一体的。
《陈云全传》的作者曾写道：邓小平和陈云共同书写的传奇，使他们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使得“邓陈”成为“朱毛” “毛周”之后又一个特定的历史名词。
他们已经交卷了。
参考资料：
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与陈云的合作岁月，百年潮2023年
晚年陈云与邓小平，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
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，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
邓小平年谱，中央文献出版社
陈云年谱，中央文献出版社
领袖元帅与战友，人民出版社
